新華社記者 魏一駿

　　初夏的江南進入梅雨季，杭州溽熱的天氣與大約3000公里外的西北敦煌迥異，但這兩座遙隔山水、看似毫不相及的城市卻因為一個人被聯系在了一起。

　　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。1938年，祖籍杭州的樊錦詩出生在北京，自1963年大學畢業后，她便開始了與莫高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相守。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，莫高窟在1987年成為中國首批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遺產地，并逐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全球典范。

　　經歷過承受了戰亂和病痛的年少時期，1958年樊錦詩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。大學時期，老師宿白的一番話深深印在她的記憶中：一二十年后，誰能沉得下心，誰才能夠做出大的學問;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人潛心做學問。

　　樊錦詩與敦煌，初次結緣于1962年的畢業實習。盡管當時因為強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結束實習，但她總是說“敦煌是我的宿命”。

　　當年的莫高窟幾乎與世隔絕，因為沒有現代交通工具，從莫高窟去一趟敦煌縣城要走大半天路。研究人員住土房、喝咸水，還要在洞窟里進行臨摹壁畫、保護修復、研究文獻等工作，條件非常艱苦。

　　“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過、沒有動搖過，那是假話。敦煌和北京、上海相比，確實是兩個世界，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我就感到孤獨。”樊錦詩說，“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，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”

　　20世紀初，藏有5萬余件中古時期寫本的敦煌藏經洞被發現，隨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歷史牽動了學術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經，甚至有人說，“敦煌者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”。

　　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常書鴻、段文杰等老一輩敦煌人篳路藍縷，砥礪前行。經過數十年的耕耘，我國學者在敦煌歷史、語言文字、文學、考古、藝術、宗教、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學科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，“敦煌在中國，敦煌學在外國”的局面已經被徹底扭轉。

　　樊錦詩曾說過：“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的事業，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的事業，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獻的永恒的事業。”她這種“擇一事、終一生”的精神不斷激勵著一代代學者。

　　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黨支部書記、研究館員王東依然清晰記得8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，“樊院長講述老一輩敦煌人的研究歷程讓我熱淚盈眶，正是他們堅守初心的指引，讓我深深理解了‘堅守大漠、甘于奉獻、勇于擔當、開拓進取’的莫高精神的內核。”

　　“在樊錦詩身上，我看到的是信仰的光芒，作為敦煌學專業的學生，我將秉承莫高精神，潛心學術，推動學科不斷發展，為學術研究的進步積極貢獻青年一代的力量。”浙江大學古代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段錦云說。